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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李登辉 (南乡泰)

南乡泰

几年前四月中旬,返台参加台大医学院毕业四十周年同学会之后,经由同窗好友引介得有一难得的机会参见他。当天下午赶抵淡水,搭乘电梯到达顶楼,因为约定时间刚好,走入宽敞简朴的会客室时,他老人家巳经在那边等候。逆光之下只见一位巨人伫立在前,一时看不清楚他的脸色表情,心里因敬畏而有些胆怯,还好握手之后,实时传来一股诚厚坚实而有受到尊重的感觉;没想到他老人家会是那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谈笑之间,虽威严有加,却完全没有一点架子,不像以前自己与先父对谈时,备受压力的感觉。(后来从照片中,发现我不知何时竟然跷脚起来,真是失礼)。

不记得是如何打开话匣,他矍烁奕奕,侃侃而谈,有时几乎是开怀畅谈。当时室内只有蔡医师,我内人,我与他共四人。但主要是我隔著小茶几与他聆听对谈。他知道我是医师,就先从偏头痛谈起,以最新的医学知识发现,加入他个人的见解,所谈的内容,头头是道而非一般人云我云,令我医学专业的人,也为之汗颜不已。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学者出身,是“真正的”高级知识份子,处处流露出睿智博学,思维高超。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老人家正是智慧高,经验足,见识深,有远见,有个性,有深度; 就像西塞罗说的充满智慧,思想,以及判断能力的政治家。他看来气象从容,胸有成竹,思虑澄澈,谈论真诚; 既是极为理智,又是性情中人,理性与感性平衡,恰到好处。有仰之弥高的长者风范,有品格高尚的君子气度,有坚持原则,充满信心的领袖气质与胆识,诚重厚实,心胸正大,才能把世间一切明白看透,自我奉献,不计毁誉。 (作者注:反观一些其他政界人士,不只无人达到其水准,而且差之千里,相去远甚。这些人愚钝奸巧,权谋阴险,奴卑投机,胆识不足,不忠不义,不诚不信,不智不勇。都是只求个人功利名位,而不知气节廉耻之徒。)

我认为不要说台湾政坛,无人可以相背,就是当今全世界的政治领导人物,除了自已专业知识之外,相信也很少有人对于文学,哲学甚至历史,科学有如此深入的见解与修养; 我为他感到无比的骄傲,也为台湾人有这么一位世界级的国宝人物而感到荣幸; 说是当今第一流的政治思想家,亦当之无愧。最奇怪的是,我感觉见了他之后、什么人都不值得我见了。


由于约会仓促敲定,我自已准备不及,只能会谈而不是采访。有些题目不便深入,而只能适可而止。几年前,我曾经有过促成台湾三巨头(李镇源、李登辉、彭明敏)世纪会谈的念头,而特别想知道他们三位台湾近代史上的巨人对于人生的看法以及对台湾前途的展望。

以下是从谈话中以及参考他最近三篇重要著作(我是不是我的我,武士道,新时代台湾人),整理出来的东西,希望与大家分享他的人生观以及政治理念。

1.李登辉的人生观及内发性行为的原动力

他开始谈及他的人生观演进的心路历程; 他从小就因生活相对优益,反而形成不会太计较物质享受的性格。年轻时候,为了消除自我而自愿做清洁厕所的工作,在忍耐辛苦及肮脏中磨练成长,以达成自我超越。(作者注: 这种自我奉献,克己锻练的功夫实践,想到做到,实非一般寻常人能够做到。)

他说小时候,虽然因感受性强而容易冲动,但却倾于内向内省;喜欢思考,寻求答案。因此自幼广泛阅读哲学,文学的著作,接触古今东西先哲思想。显然地,他很怀念当时的教育环境,让他能够自由思想,而在思考抽象概念与精神中成长。 一方面因接受德育修身并认为社会必须有公义而向往武士道精神。 他在高等学校期间,受到铃木大拙及西田几多郎的影响,迷上禅学,喜欢打坐修禅,领悟到临济录中 “心生则诸法生,心灭则诸法灭”的道理。 他认为禅是人类在超越语言与表现范围的思想领域中,借由冥想达到某种境界的努力。 他希望借由修禅,摆脱现实知觉情感的纠缠,而悟觉所有现象背后的真理,以深化自已的意识;也就是让自已的想法进入更深奥, 更有见地,更宽容的境界。他认为人生终极目的便是净化自己的灵魂,通过哲学思索,摆脱束缚,层层超升灵我,进而追求无我的境界。

在此同时透过岩波文库,醉心于哥德,尼釆,叔本华,康德,黑格尔,卡莱尔等等西洋的文学与哲学思想。他把哲学当成不只是知识学习项目,而是希望从人生经验中,深入思索体会,尝试实践。他说这些心得至今仍是他最重要的判断指针。(作者注:相信不少人也曾涉读这些著作,但是真正能了解其中精髓者不多,更遑论能身体力行,躬亲实践了。)

他特别提到青春时代精神思考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是哥德的浮士德,仓田百三的出家与其弟子,以及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他个人容易热情冲动,十分欣赏忠于自己的感情,诚实做人而不伪善的精神。后来从新渡户稻造的卡莱尔衣裳哲学讲义中,终于深深地体会从永远的否定升华、发展到永远的肯定的过程与意涵。也因此经由新渡户稻造的著作与影响,更进一步了解武士道的真义与精神,并决定攻读农业经济。

另外,中学时代从他祖母去世而深刻地想到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人生?一连串的问题让他开始不断地思索自己是谁?人为什么要活著,人生的意义为何?最后深知人之必死为理所当然,而死亡绝不只是肉体的消失而已; 从而悟觉死亡的意义在于如何活下去。他认为真正的生死观应该是,借由了解死亡的意义,让我们对于生命价值有更深刻的体会,从而知道如何行为,发挥生命的价值。他深深觉得人唯有克服并超越死这个问题,才能认真面对并掌握生。一个人如果不能抱著必死决心,就不可能完成艰巨的任务。换言之,唯有澈底追求死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开创光辉灿烂的生,而抵达生命最高境界的彼岸。

这段时期年轻的他,可以说是典型的唯心论者,神游于形而上学之中,自得其乐。但有时也困惑于只谈理论而无具体行动; 他认为理性唯有靠实践,才是真理性,知识也唯有与学习者心灵同化,显现于品行之上,方为真知识。其后经过二次大战的洗礼,亲身目睹终战后,国家因战争遭受严重的破坏,物质穷困贫乏,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惨境之后,自己从主观的唯心论转变成为客观的唯物论者,不再为形而上学所束缚,而特别关心实际生活的社会民生问题。后来台湾经济状况好转之后,开始感到内心空虚,无法从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一方面觉得唯物论的观念与想法过度被纯理性局限,与实践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显然的,理性不能解决一切。 于是只有求助于超越自我的东西,希望能追寻其主客观矛盾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历经多年彷徨,心灵挣扎,最后终于从信仰基督得以将内心的软弱而转变像保罗 “我是基督在内的我”一样,而成为“我是不是李登辉的我”。他说他这样做绝非迷信,强调一切是信仰的问题。信仰不是一种纯粹理性,没有必要完全从理性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他认为除了身体与精神之外,可能还存有更高层次的东西。 信仰是实践的问题,做的问题,相信的问题。信仰帮他塑成完整的人生观进而达到无我的超然境界,从而以先驱开创者的立场,思考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也因此内心由软弱转変坚强,不怕攻击打压,不计毁誉,抱负使命感,为台湾做事而奉献自己。

他提到自己为什么要了解,学习武士道精神?为什么会希望以此为基本进行心灵改革?主要是因为武士道精神在于强调公义,并且以诚信、忠义、仁爱等德育,严格修己,认真实践。从他个人求道体验过程中,他认为这些对于人格思想的修练,道德的观念的培养,真理价值的探索,有极大的助益。他根据新渡户稻造的著作 “武士道”,参考东西文化,引经据典加以阐释,并提出他个人的见解。

他认为武士道严以律己,重视名誉甚于生命。武士道重诚信然诺,一言九鼎,决不言行不一,不信口开河。武士道主张慈悲与宽容,谦让殷勤,尊重他人。武士道把忠义放在各种人伦最高位阶,强调当仁不让,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并认为见义不为非勇也。武士道最忌讳行为卑劣,违反义理; 最看不起巧言令色,缺乏羞耻心不知反省,还拼命指责别人之徒,还有空口说白话,睁眼说瞎话,打高空而不脚踏实地的行为。 (作者注:现今台湾到处充斥这种空有教育没有教养的无耻之徒。) 他个人认为只要是人,都应该诚实,正直,具有荣誉感,廉耻心;并认为诚比仁还重要,无诚不物。
真正的武士以圣职者自勉,做人行为高尚而不言利,自当率先垂范,躬行实践,付诸行动,全力以赴,一切尽其在我,而不归咎于人。

他说自已是汉民族后代,可以了解并且同意新渡户提到儒家思想是武士道最重要的渊源之一的说法,他个人认为惟有彻底了解儒教,而且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理念,才能真正掌握武士道。可惜中国人早已习惯于言行不一。

他认为今日台湾,教育改革还是最重要的,但必须进一步推动心灵精神改革,而武士道精神正是道德修身,锻炼品性成长的基本,可以培育智慧与德性兼具的君子及有正确价值观的领袖人物。

他一直感觉武士道精神,是他政治哲学的根本,是支持他大力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后盾。他一生中,在真理的探索,观念的培养,人格的修练上,深深受武士道精神与价值观的感召及影响。在武士道架构之下,他原本对权力没有兴趣,内心所想,无非是如何让百姓众生生活更富足更幸福而已。他所做所为都不是为了私利或私欲,而完全是为了公。他认为唯有心怀公义,有为实现公义,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与气概,才为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因此后来他就任总统十二年之间,无时无刻抱是必死的决心,把自已奉献给国家,始终一贯地朝理想奋进。他还特别提到目前台湾情势实在令人忧心,若继续这样下去,好不容易创建的台湾自由民主体制可能一夕崩溃。他认为见义不为非勇也,他之所以继续为台湾领导奋斗,无非是为国为民,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义无反顾的武士道精神,应该就是这样实践。

他还提到一次雾中登观音山顶时,突然发现自已惊险地独立于山嵴上的经验; 当时生死无人可以相助,从而体悟到一个人能依靠屹立于世间者,只有是自已一双强健的脚。也就是说,生死存亡之际,只能靠自己。同样地,今天台湾所能依靠的,也是自已的气魂与毅力,绝对不能把国家安危托付别人。(作者注:台湾目前军购案的僵局,实令人悲痛愤怒!)

二.李登辉对于台湾未来的政治理念

他说台湾四佰多年来,是一部移民与殖民交错的历史。早期移民也有曾经存在与现在不同性质的族群矛盾; 诸如原汉对立,漳泉械斗,闽客纷争。 后来这种移民身份区分,随著日本殖民政权的出现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外来者的统治与既在者被统治关系。不幸的是两蒋时期,政府极权统治作风几等于日据时代殖民政策的延伸;仍把既在的台湾人民当成被殖民者,造成大陆迁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台湾人民之间的族群隔阂,其结果使台湾人民感受到外来统治政权虽不同,但非主体化的殖民作法则一。因而让许多既在者,深深感到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同时在威权恐布统治之下,许多生为台湾人,也曾有过无法为台湾尽力的悲哀。这是一段无法否认历史的见证。

二二八之后,省籍情结和族群问题以新的形式,长期困扰台湾社会的融洽与集成。一方面外来政权的跟随者独享统治的特权与利益,而被统治者则在恐怖戒严的政策之下,只能逆来顺受,茍且偷生。这时虽然有严重的族群分裂及隔阂的存在事实,但在威权统治之下,却不浮上表面。长期被压制的不公与不自由,造成被统治的原居民心中不满与反抗,也酝醸著矛盾对立的族群情结。

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一九八八年两蒋时代告终之后,他大力推展民主政治改革,一九九一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条款,一九九一年国大全面改选,一九九二年立法院全面改选,一九九六年总统直接选举;旧时代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族群隔阂,在民主演进中逐渐改変而似有些日益冰释的迹象。但是一些旧时统治阶级却因深个封建的法统思想及逐渐丧其失特权与既得之利益,而有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的负面反弹。身为国家总统,他深知台湾必须团结,国家前途才有希望。他因为预感并忧虑到民主社会多元化,重新洗牌的结果,可能发生族群对立与分裂的冲突表面化,于是为了缓解省籍情结以及适应未来,乃于一九九二年底正式提出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继之又于一九九五年提出具有社会公民意识的社区共同体的概念; 希望经由社会改革与心理改革,打破封建思想与旧社会体制,呼吁来自不同省籍,不同地区的人,要凝聚一个坚强的居民共识。事实上,他可以说是最早关切此一问题而希望促进族群融合的第一人。

然而由于政治利益考量以及大中华主义情结作祟,每逢选举或政局变动,族群情结便被有心政客媒体煽起利用,动员族群对立,导致以族群划分的人造区块,恶化到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对垒,针锋相对,对于台湾政局稳定,造成极大伤害。一九九八年市长选举时,为了消弭族群分裂的危机,他再度特意揭橥新台湾人的使命以凝聚共识;不幸却又被政客扭曲利用,媒体庸俗污蔑化。二000年之后,族群问题因政权转换而加剧,加上中国存在的因素,新台湾人主义也逐渐淡化,后来终至销声匿迹。

不过他认为不管怎样,历史的伤痕终须疗愈,他说我们不需要把历史悲剧的责任,过度地扩大到所有外省人身上,而希望大家应该以相互的爱心与宽容走出阴影。他说本省人要能体谅外省人被驱离中国的生存焦虑,外省人要能体谅本省人在历史中形成的主体意识,彼此能够从此化除疑忌,让二二八不再是悲情的哭墙,而是镜子,也是警钟,时时提醒跨越悲情,为了台湾的未来,携手同心,彼此疼惜,彻底融合。他认为在台湾,族群问题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才能彻底解决。我们必须建构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的民主社会,充实主权在民的实质内涵,深化民主而不能只是停留在投票行为及选举运动而已。进而以公民意识与社区意识,打破传统的地缘和血缘,取代划地自限,消极保守的族群情结,集合自由意志的个人,以民主方式团结台湾。 台湾不仅要成为民主共和国,更要成为民主人共和国,彻底实现主权在民的理念。

他提醒大家注意到,历史上台湾在一六八四年到一八九五年的二佰余年期间,曾经与中国同为清国的一部分 (清国于一六四四年并吞中国,一六八四年并吞台湾 ) ,马关条约之后早已分道扬镳。一九五一年签署旧金山和约,台湾主权未定,台湾从未属中国。所以有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虚构的。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不属于中国,是无庸置疑的。而事实上,对岸的中国人也把所有来自台湾人民全部视为台胞。所以他认为所有台湾居民,大家共同生活在台湾这么多年,台湾才是大家感情的归宿,认同台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应该的。对所有居住在台湾的台湾人民而言,台湾早已从他乡変成为故乡了。他呼吁大家,不分来台先后,都应毫不迟疑地认同这块土地,扬弃被宰制一个世代的漂流意识,并且把台湾意识逐步化为实体,当家作主,自由决定我们自已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我们自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经营台湾,开创新局。

他认为对于台湾不同阶段的历史过程,包括不愉快的殖民经验,都是构成台湾之所以为今日台湾的要素及推动力。 对之既要有批判,也要有超越悲情的肯定,不应也不必予以全盘否定。他还提醒大家面对台湾的未来,不能单以主观抽象模式进行思考,而必须遵守客观理性的规律。 他认为以中华民国为名的台湾,是历史演进的特殊场所,也是我们自历史承担的不可逃避的生存空间与过程。不过,时代的任务已经完成,最近民意测验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自认是台湾人,这种认同不以族群省籍为区分,而是基于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共同生活场所–台湾这个地方。这是大家应当认知接受的。

他认为我们是一个确确实实有别于中国,祸福安危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因此台湾不必谈论与中国进行所谓统一(作者注: 他在武士道书中曾提及:我个人至今其实都没有说过绝对反对统一之类的话),而应该依据主权在民,民主自决的原则,将认同台湾的意志转化为正名,制宪的动力,勇敢开创台湾的新时代,完成以台湾为主体的正常国家。

还有,他认为台湾已经通过民主改革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还要走回民族国家的建国道路。他说 “民主的宁静革命”也证实比 “脱殖民化的台湾民族运动”论述更为有效,台湾的共同体意职,必须是 “民主的”而不是 “民族的”。因为以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抗衡,力量悬殊; 但是以民主台湾与封建中国对抗,就完全不一样了。台湾今天应当像美国一样,(作者注: 只有美国人而没有美国民族),不需要再去建构台湾民族,我们是在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社会中自由结合的状态,在民主制度之下,公民是基于对民主理念的服膺而选择共同生活于此地的,而非以地缘,血缘等非民主因素随机或勉强凑合的。

最后,他认为现在是发挥不认输,不怕苦的台湾精神,建构超越内部矛盾的 “新时代台湾人”的时候了。他说的新时代台湾人是现今所有实际生活于台湾的人。这群居民,大家对生活目标拥有主观理性需求,追求自由的意志,从事心灵改革,更新意识思想,经过融合凝聚而逐渐形成认同并具有台湾意识的主体觉醒。所谓台湾意识是创建在台湾人民历史生活经验与精神互动的结合,然后加上民主的公民意识,社会意识,结晶成为以台湾为主体出发的思维方式,并认知以台湾生命共同体为优先考量的精神。 他期望由此可以激发国民内心的觉醒,产生对台湾这一土地的爱心与责任感,凝聚为共同福祉奋斗的信心与意志。

他反对刻板地以来台先后作为判别台湾人的标准,而以认同这块土地,维护台湾优先,认同民主价值,来定义新时代台湾人。新时代台湾人不用依人口比例作主从之分别,也不以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为主建构台湾民族,而是一视同仁,平等看待所有成员的公民身份。新时代台湾人以人为起点,确立以台湾为主体的奋斗意志,以台湾为中心,自我肯定开创新文化,进行教育改革,社会改造,行政革新,文化提升,以期健全社会架构,重建社会伦理,创建慈悲的资本主义,以公平正义,深入社会底层,重视弱势族群,重现民主,自主,多元,开放,充满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使人人享有国家主人的地位,让所有公民都具备起码的生活安全和人性尊严,大家同心建造完全属于自己的公平正义的民主社会,和美丽的自由家园。

他的结论是,经过四佰多年,台湾意识不应再是移民社会无助的寄托,而是具体生活经验激发的家园意识,社会意识,国家意识; 像南非一样,我们想自已当家做主,是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应该的。今天在台湾,不论先来后到,大家都是承担这些历史遗绪的新时代台湾人,大家都是移民,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我们要有当家作主的责任感,迎接台湾未来多族群,同命运的时代,共同创建有尊严,有文明的国家。

这时候,谈话已经约近两个钟头,快下午五点了,意犹未尽。蔡医师暗示应该结束告辞,虽然李总统说不要紧,后来我因为考虑其他侍从人员的不方便,真想开口问说可以不可以让我请吃晚饭,终因顾及可能造成不便而没有提出。临行,他老人家还送我约十多公斤的书,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及一些群策会的研究报告。

Napoleon说过: The heart of a statesman must be in his head. 他老人家博学睿智,信念坚定,高瞻远瞩,忧国忧民,就像一座灯塔,也像警钟。我个人认为很多人没有真正地了解他,甚至还误解他; 所以决定不厌其详地写了这篇文章。我衷心的希望台湾人民,尤其泛蓝人士以及所谓知识份子,能够很理性而且耐心地读他有关的著作,从而了解李登辉的人生观以及他的政治理念。 (海外台湾人笔会会长)  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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